同样,只要中国房地产泡沫继续吹大,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就会越积越大,中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也正在这过程中形成。
事实上,这个馊主意之馊首先在于,没有弄清楚养老保险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仅仅把养老保险当成了一个钱多钱少的数字问题,缺口大小的技术问题。众所周知,增值税是当下中国的主体税种,以2012年全国税收收入为例,国内增值税实现收入26415.69亿元,增值税就占税收总收入比重的26.2%。
实在弄不清楚这个馊主意提出的根据是什么。而且,从近期落马官员动辄上亿贪污款项,几十套房产的贪腐案件看,这一块千万不可小觑。而且,增值税税率的总体提高,牵扯的纳税人很多,同时必须经过全国人大的审议。毋庸讳言,在于养老保险管理权的民意基础不坚实,合法性不足,体现和反映的仅仅是少数人的养老保险意志。据天则经济研究所2011年报告称,仅从2001年至2008年,国有企业少支付利息2.8469万亿,地租3万余亿,资源租5千余亿,亏损补贴1198亿,总计是6.4767万亿,远大于4万余亿的企业利润总额。
当然,也可以通过加大反腐力度,用腐败官员无端侵占的国民财富——赃款来弥补。?也许,报告作者的出发点和动机是良善的,但也难掩报告企图用增税弥补养老金缺口主意的弱智。像巴菲特、索罗斯这样真正有大智慧的金融家,数以亿计的资金在他们手上不过是一些筹码而已,早就不是他们追求的最终目标了。
怎样让一个人整天使用着别人的钱,却能做到受人之托,忠人以事呢?一个年薪10万的人却每天使用着上千万甚至上亿的资金,你怎样让他做到视若无睹目不斜视呢?要有强力的法治等外部控制,更需要有非常严格的内部控制。但我现在是个做投资管理的人,用俗话说就是一个贪婪的资本家们的帮凶,若大谈同情心或慈善,怕会让部分读者难以接受。20世纪两大最杰出的金融投资家,一个是以价值投资见长的沃伦?巴菲特,另一个是以制造金融危机而从中渔利见长的大投机家乔治?索罗斯。那时政府公信力在大众中普遍还在,能相信政府的人自然也就能够相信中国红十字会,内控不内控似乎也就无人关心。
这真的有必要吗?这和政府的领导亲自关心路数又有多大区别?我个人更欣赏这样一种内部机制:即使其本人远在太平洋某个小岛度假,旗下基金仍能有效进行赈灾。比如说李连杰先生是个善人,那么我就信任壹基金。
也许,我们应该任命一位金融界人士去重整中国红十字会?作者吴向宏现为某跨境投资顾问公司创始合伙人。金融家们是没有同情心的一族,明知道一个卖盘砸下去就可能逼得某些小散们倾家荡产跳楼自杀,还是照砸不误。进入专题: 红十字会 。我的第一篇专栏,正逢雅安地震的不幸,似乎应该说点什么。
参照金融行业的经验,那些号称不收管理费的投资基金,号称赚了钱才收费的投资顾问,往往不能轻信,其最终往往会给投资人造成更大的成本。当然,内控的基本内容是风险管理,不过良好的风险管理中也就包含了对道德风险的管控。比如不久之前的黄金大跌,有些朋友就认为是金融大鳄们的阴谋。就我的印象,在中国,几年前,慈善机构都必须挂靠政府。
又比如说,公众喜欢刨根问底,质问机构我捐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现代金融机构,尤其是那些面向公众募资的机构,在建立精细的内控体系上,恐怕是大大超过其他行业的。
比如,有一种似乎很流行的看法,认为慈善机构提取的管理费越低越好,最好是零成本公益。大众似乎有一种意见,认为金融资本家是灾难的制造者,他们黑手伸来伸去,隔三差五制造个股灾啊、房地产崩盘啊之类的。
我不是公益慈善事业方面的专家,不知道国际上的公益机构,在内控方面如何实施,是否参照过金融业的经验。每次地震之后,水泥建材股等等都会大涨,一个人听到地震消息后第一时间不是默哀悲愤而是打开电脑赶快买入水泥建材股,要没良心到什么程度啊?这大概就是某些公众心目中的金融家形象。然而,你和金融机构打交道,比如把钱存入银行,只要你相信银行的内控体系决定了它不可能监守自盗,那么它具体把钱贷款了哪些项目,你又何必关心?何曾关心?善款的具体使用方式,全权委托给职业的慈善家们来决定又何妨呢?中国的慈善体系目前无疑面临着莫大的信任危机,但因为不信任而放弃体系化的慈善,人人都亲赴前线,去搞个人直投,这应该算是一种退步吧。而有些人为自己精心炮制的营销广告,从头到尾充斥着爱心啊、希望啊等大词,其真实目的倒可能是为了赚钱。重建信用,还是要从重建慈善组织的内控机制开始。我个人在投资领域没有多大建树,但也有幸和一些成功的投资家合作过。
金融业的核心,就是拿着大量不是自己的钱去做事。这种转变固然是好事,但问题在于,公众对民间独立机构的信任,也还是一种粗朴的感情判断,常常是基于其领军人物的声誉。
在我看来,其实真正成功的大资本家,往往都是很不贪婪的人,他们不过是非常善于利用他人的贪婪人性罢了。四川一地震,这些公众人物就得连夜亲自飞赴前线,一身汗一腿泥地赈灾。
听说宋鸿兵在《货币战争》中还讲过,二次世界大战就是金融资本家罗斯柴尔德家族挑起的。但管理费低,善款使用效率未必就高
什么是城镇化?就是让越来越多的农村老百姓搬进城里住。来源:BWCHINESE中文网 进入 郎咸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城镇化 地方债 。告诉各位,这相当于我们2012年全年GDP的38.5%。第三个教训来自四万亿投资受益板块。
这些就是四万亿投资过后,给我们经济留下的满目疮痍。当然,总理反复提出的依靠城镇化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我并不反对,因为短期内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提振我们的经济。
因此,我倒觉得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提出的40%城镇率是可信的。加强市场监管,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
作者郎咸平,著名经济学家,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为什么?因为它们根本没钱还,而且连借新还旧都做不到了。
但是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用抽样调查和估算的方法估测出了更可怕的数字,2010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超过了15万亿元。第一个教训来自于曾经的铁道部,它觉得有政府作保,竟然决定一口气把四万亿投资里拨给它的1.2万亿一下子全投资下去。坦白讲,我并不认同这个说法,我在《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里讲过,我认为这里面至少有1.5亿人是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在城镇里既没有自己的房子,也缺少社保等基本生活保障。根据中国银监会的披露,2010年6月的时候,全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总额是7.66万亿。
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背负着这些旧债的同时,还要透过城镇化这个新的投资名目提振经济,就如同如履薄冰,在解决掉铁道部这个毒瘤之后,必须对地方债慎之又慎,防止其积重难返。但是我认为我也有必要提醒我们的政府,不要忘记四万亿投资留给我们的教训。
前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今年博鳌论坛上的说法间接印证了贾康的调查结果,他说我们的地方债现在有20万亿的水平。著有《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
2009年前后,有色金属、钢铁、基建等板块因为四万亿投资的利好消息带动,行情扶摇直上,但结果是在风头过去后,铜价如坐跳楼机、国内钢铁厂停产、钢铁贸易商库存滞销、股民高买低卖,几乎所有参与这场所谓的盛宴的人都被套牢了。各位有没有觉得大建设很耳熟?是不是马上联想起了我们的四万亿投资?我在过去不止一次的对这个四万亿投资提出过质疑,因为它仅在债务这一个问题上,就拖垮了曾经的铁道部,并且让我们的地方政府债台高筑。